仗是俺的本分，只要俺在，东京肯定丢不了！”

“如此就好！”

王黼虽不知兵，却识人，自不会相信刘延庆的拍胸脯承诺，更不希望这军头真铁了心守城，脸上却平静如常，不露分毫心思。

“大同来势凶猛，已经攻下了兴仁府，东京已经两面受敌，如之奈何？”

王太傅所说之事，正是刘都统制最担心的局面。

上半年，教主道君皇帝慑于同军南下的威胁而仓促迁都，却没忘了将之前与众军头沆瀣一气要挟自己的刘延庆趁机留在东京御敌。

由京师四壁守御使，变成了负责整个京畿路防务大事的都统制，肩上的责任更重，可调动的兵马更多，刘延庆却半点高兴不起来。

失去了天子的信任倒在其次。

军头的富贵来源于手中掌握的军队，无论谁掌兵都只会被天子当贼防，信任是永远不可能信任的，做了军头就要有得不到天子真正信任的觉悟。

朝廷割让“两河”之后，东京开封府就成了前线，同军不知什么时候就能杀过来。

以开封的战备情况，只要同军全力进攻，必然守不住。

到那时，性命倒是不用担心，其人打仗不行，却也不会做什么殉城守节的蠢事。

刘延庆不爽的是道君非要留他在东京，摆明了想让自己落个丢城失地的罪责。

更让其人担心的是东京城中暗流涌动，留守司官员各怀心思，真等到同军打过来，就怕有人会在背后捅刀子——也包括眼前的王太傅。

这段时间，王太傅以各种罪名，接连抓了不少“有异心者”，虽然基本没有动军中之人，却逃不过刘延庆的眼睛。

其人表面粗豪，其实很有心机，隐约能够猜到王黼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与这些满嘴仁义道德，实际说一套做一套的文官不同。

刘延庆出身将门，根基全在军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屁股该坐那边。

大同帝国再好，也是容不下军头将门的大同。

大宋再烂，也是能给老刘家荣华富贵的大宋。

为了家族的荣华，也为了个人的富贵，其人绝不会投降大同。

这就注定了他与王黼等人的利益相冲突，后者要是想投降大同，掌兵又不愿投降的刘延庆就是最大的阻碍。

这段时日，刘延庆一直很小心地掩饰自己的心思，绝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太傅不用担心，同军在他们在京东西路打了这么久都没有打下南京。东京城大墙高人又多，一人一泡尿都能撒成河，还有太傅亲自坐镇，同军敢不敢来都是两说。”

刘延庆这就是睁眼说瞎话。

大同出兵京东西路后便如入无人之境，每天都有某州某某县陷落的战报或者谣言传到东京留守司，搞得部分人惶恐不安的同时，也让另一部分人蠢蠢欲动。

时至今日，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南京应天府还在大宋手里，其余州府要么已经沦陷，要么反复多次沦陷。

大宋迁都临安之前，有一都三陪共四京，听起来很吓唬人，实际却是窝在一堆的几座城市，南、北、西三京距离东京皆只有四百里左右。

靠这样密集的防御体系，勉强能够防住骑兵虽盛，攻城能力却一般的大辽，却防不住最善于攻城拔寨的同军。

而三大陪都之中，唯有西京河南府环山依河，地形最为险要；

仁宗年间才升为北京的大名府，最初还有尚未改道的黄河天险，且担负着阻挡契丹人攻入东京开封府的门户作用，也有存在的意义。

剩下的南京应天府却有些莫名其妙，地理位置尴尬不说，也没有什么险要可守，就控制周边政治辐射作用而言，其地的重要性不如同为京东西路的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