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个从成年之日起、就为造反作准备的人，岂是甘心失败、安于现状的人？更何况他还有翻盘的力量，如果外部环境适合，有九成可能会武力夺取，他不是为了执掌权力，再和隋朝打，而是为皇帝、父亲尊严战。即便李渊没有干，但杨侗把唐军调出成都城之举也不是无用功，因为谢映登和李大亮已经潜入成都县境，同样能为二将提供夺城的便利。

虽然隋朝可以在正面战场上干脆利落的把这场悬而未决的战争结束掉，但是天下一统的战争，并不仅是把表面上的敌人歼灭、降服就完了事，更多是要为以后考虑。

不出意外的话，这场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争结束以后，只要他杨侗在世一天，国内就没有大内战暴发，这固然是好事，但也使敌人摇身一变，以降将、降臣的名义变成大隋的“自己人”而这类人不仅仅是头脑灵活的聪明人，还是家财万贯、良田万顷、权势涛天的人上人，他们之所以纷纷参与到乱世之争，是因为他们不满足现状，企图通过战争，以开国功臣的名义，博取更多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现在选错了效忠对象，使他们失去一切，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云端坠落到尘埃。

这类本身就不安分的人，显然是不会安现状，也不愿过贫困潦倒的日子。

怎么办？

自然是破罐破摔，并利用聪明头脑在暗中搞大事。

朝廷明明知道他们不安分，但是在没有真证实据之前，朝廷也不好妄加惩处，虽然也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干净，但杀这些人容易，对天下百姓的影响却是巨大。所以这一仗，更是为以后的安稳打，而不是统一，最好是以消灭敌人的名义，把他们通通杀死在战场之上。

当然了，张士贵并不知道杨侗的险恶用心，他又思索一会儿，毅然对元仁师说道：“我还是要劝太子出兵，就算不答应退到蜀郡进行大决战，也应该从派兵从金渊方向对苏定方所部施压，好让我和侯将军有所作为，要是我们吃了一部隋军，就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还请元司马再次入京，向太子殿下陈述我的用意，也希望朝中大臣以大局为重。”

“卑职领命。”元仁师见他尤不死心，只好无奈的应了下来，离开大帐之后，在一队亲兵的护卫下，匆匆忙忙的朝成都城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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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单是张士贵对李世民的被动防御有了置疑、不满之意，便是李唐王朝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也因为一连串不利消息的传来，对这次事关生死大战也开始产生了争议，甚至矛头大多是指向李世民这个暴力上位的太子。

北部唐军段志玄、卫孝节战死，导致顺政、宕昌失守的消息也传到了成都城。战局的不利使朝廷不满之声愈加高调，战局的不利，也使安分了一段时间的帝党开始抬头，尤其是李神通、李瑗帝党首领，开始在各个场合抨击太子党（李世民党）在战局中的不利表现。他们认为李世民所重用的刘弘基、李仲文、张长逊、李孝常、韩威、段志玄、卫孝节个个都是无能庸才，才接二连三让隋军打败，不但丢失了益北大片疆土，还造成了当前的困境。

东宫嘉德殿内，元仁师又一次受张士贵委托前来劝说李世民，李世民这几天的情绪十分焦虑低沉，内部节节攀升的粮价他无力平息也就算了，毕竟他以前是以武将的名义出现在各个场合，如今还能以骤然接管朝政，不熟悉政务来推诿。但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败，却是无从辩解的。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面前，也使李世民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错判形势、高估了益州之险，也对隋朝的实力、对隋军武器装备估计得严重不足，致使外派了太多兵力，当蜀中葭萌关、白水关、梓潼关被隋军利用飞天神舟神不知鬼不觉的拿下以后，他一时间无兵可派，致使隋军没有遇到多少像样的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