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起自己。他总觉得别人有天赋、有口才、文才、容貌，又有办事处事的能力，而自己与之相比，就自惭形秽。因此，不愿与人交往，既无朋友，又无对立，养成了内向孤僻的性格。自从梅河口艳遇之后，他重新估价了自己：自己瞧不起自己，别人自然瞧不起你。一个20多岁的姑娘，在那么多旅客中怎么就偏找我？这说明我是行的，肯定行！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两个多月过去了，王连成发现下身红肿，奇痒无比。他未敢和妻子讲那丢人的事，只好借公务之便，到外地治疗。

第一次去长春治疗没有确诊，王连成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到家里，孙艳又把得妇女病的感觉和丈夫说了。从症状看他知道，妻子的病是被自己传染的。他觉得对不起妻子，有段时间索性呆在家里连班也不上了。夫妻二人的治疗没有效果，固执的王连成坚信得上了性病，是什么样的性病这样顽固呢？会不会是艾滋病呢？他闪现出这样的念头。

于是他注意搜集报刊上登载的有关资料和病例，他越发觉得自己得了“艾滋病”。既然患上这种绝症，治疗也是白花钱，不如等死了。

王连成上班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厂长葛平发现并注意到他的异常表现，找他谈话。王连成一五一十地把在梅河嫖娼的事告诉了厂长，并一再说：“这事只有一次。”

厂长瞅着这位平时老实巴交的科长，耐心地开导了一番，并告诉他：“厂里最近有趟去广东韶关联系业务的事，你就去吧。沿海地方医疗水平一定比东北强，再说你治这病熟人也不知道，不用自己拿旅费。”

厂长对下属这番好意，王连成感激不尽。

1992年5月22日，他乘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

王连成到广东韶关市，先把业务处理完毕，才到了一家大医院。门诊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胖教授，他听完王连成的口述，验看了病症，然后开了张化验单递给王连成：“先去验血。”

王连成五雷轰顶，颤颤兢兢地接过那单子，心里念道：“完了，肯定是‘艾滋病’。”

当验血的化验单出来后，王连成看了几遍，可那上面的符号看不懂。老教授接过单子看了看，神情严肃地告诉他：“血是没有问题的，你病毒已布满全身，病是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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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成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求您了教授，我家还有老婆孩子，救我一命。”

教授生气了：“什么样子，凭你这精神状态也治不好病。”

王连成瞅着生气的教授，又看看屋内的男女患者，从地上站起来就走了。

回到旅馆，他在床上无声地哭泣着。想着老教授那神态，那语调，更坚信是患上了“艾滋病”。精神的苦恼和压力，使王连成一整天没有吃饭。炎热的南方气候加之明显感觉不适的身体，他终于病倒了。

6月4日，他在旅馆给妻子写了封遗书：艳子：我一万个对不起你，我不想活了，留下钱给你治病要紧，一个月会治好的，不是我不想活下去。注意点云儿……要永远恨我，教育孩子做人。无然（颜）见你们。

这封遗书以快信寄往柳河县粮食加工厂，由厂长转交。当日他登上了回家的特快列车，6月5日，躺在卧铺里的王连成已经坚持不了了，不得不中途在武汉下车休息。他觉得必须给厂里拍电报，不然那封遗书会引起家人及领导的惊慌和不安。在武昌火车站他给厂长拍了电报：“路上不顺，晚两天到，信勿拆阅，现从武昌上车，连成。”

短暂的休息，也许是精神上的作用，王连成觉得要争时间赶回去，死在故乡。他强打精神重新踏上了火车。

6月8日，他来到厂里，厂长听说王连成回来了，派人把他叫到办公室，首先关切地问他治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