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优先接受敌人的整编；

河东路的百姓也自发联村结社，阻止官差下乡扰民；

朝廷的诏令难出隆德府，河东路宣抚使司政令也出不了各州府的治所县城……

王安中在密奏中建议朝廷要么断尾求生，果断撤出泥沼般的河东路；

要么以陕西诸路西军更戍河东路兵马，并铁腕肃清河东官场，重新在河东路建立稳固的防线。

其人献上的两条建议乍一看很像那么回事，其实都是瞎扯淡，一条都不靠谱。

大宋这个时候绝不能轻易放弃河东路，被同军赶跑都比主动放弃要好。

不然的话，淮南、陕西、京西、京畿等路就会跟着乱，首都开封府也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迁都。

而更戍河东路与陕西诸路的兵马也是取祸之道，更别提肃清一路官场这种完全没有操作性的建议。

大宋开国时，为防止掌兵军将与地方勾结坐大成势，并逐步削夺各藩镇的兵权，太祖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议，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

其目的在于“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

除殿前司捧日、天武两军外，禁军其余各军“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

太祖皇帝还规定军士即使不远戍他乡，每月请粮时营在城西的军士要到城东粮仓支领，营在城东的军士也要到城西粮仓支领，并不许雇车或人帮助。

这条看起来就很蛋疼的规矩，据说是为了培养军士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可此法运行的实际结果，却是“元戎（主将）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还有，随着禁军兵额越来越大，军费开支也一再攀升，朝廷逐渐承担不起这种频繁大规模兵员调动产生的巨额开拔费，只能将军队分散各州就食。

宋神宗赵顼即位后，锐意改革王朝积弊，便下诏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更戍法。

以如今的形势，朝廷要是敢逼迫“招西人守西土”的西军将士更戍河东路，能不能解决河东路已经存在的严重问题不知道，陕西诸路肯定会先闹出大乱子。

很明显，当官胜于做事的王宣抚就没想解决河东路的问题，其人这就是在甩锅，就是不想在河东路继续待下去了！

但教主道君皇帝还不能因此惩治王安中，甚至还得好言安抚其人。

自朝廷四路大军大败于太原府，同军又逼降并迁走府州折氏后，明眼人都能看出大同在河东路已经站稳了脚跟。

太原府的同军若想继续南下，河东兵马绝对挡不住。

到了这个时候，朝廷要做的不是在河东路这个泥沼中继续浪费人力物力。

而是尽量维持同宋两国的和平关系，以争取更多时间，重新构筑多级防御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大宋最缺的不仅有紧迫的时间，还有维持社稷存续的宝贵人心。

至于如何挽回人心？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持臣子和军民对大宋的信心。

越缺什么就越宣扬什么，对大宋这种屡屡败于外敌的王朝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百年顽敌的夏国献表称臣更能提振人心了。

还别说，差点让他们逮着了机会。

半年前，带族人南迁的折彦质向朝廷上奏了夏军趁河东大战入侵丰州一事。

随后，大同却全取了府州折氏的“封地”，与大宋重新勘定疆界时，便明确将夏军侵占的地盘也划了过去。

以此推测，同夏两国应该打过仗，而且夏国战败了，被迫退出了河东路。

教主道君皇帝认定夏国得罪了强敌已然走投无路，乃给坐镇陕西的豫国公童贯下了一